2009——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齊心協力打好“張家界牌”（一）

    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齊心協力打好“張家界牌”——在中共張家界市委學習中心組年度第三次集中學習活動暨全市領導干部學習課堂輔導報告
　　
    全市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活動正朝著縱深方向發(fā)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由我結合自己學習鉆研張家界本土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一些心得體會，以“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齊心協力打好‘張家界牌”’為題，向大家匯報個人一些感受、體會和思考。衷心希望能夠對正在啟動的張家界精神大討論，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并期待切磋交流和批評指正。
   
    一、愛我張家界就必須知我張家界，知我張家界就應知曉張家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
　　
    身為中國人，理所當然愛自己的祖國，愛自己的家鄉(xiāng)。說起祖國，我們就會涌起一種崇高而神圣的感情，就會想起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的神話，想起古代的四大發(fā)明，想起孔子、老子、莊子，想起屈原、李白、杜甫，想起秦漢雄風、大唐盛世，想起古老而又現代化的方塊漢字，想起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想起巍峨的長城、莊嚴的天安門、哺育了中華文明的黃河長江，想起“怒發(fā)沖冠”的岳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想起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想起神舟7號遨游太空，等等。
　　
    愛家鄉(xiāng)跟愛祖國是一個道理。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知”是“愛”的前提，“愛”是“知”的動力。每一個熱愛自己家鄉(xiāng)的張家界人，首先必須知曉自己家鄉(xiāng)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知道家鄉(xiāng)有哪些東西值得我們愛，值得我們引為自豪，才會愛得踏實，愛得執(zhí)著和深沉。套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歌詞“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可以說知有多深愛就有多深，知有幾分愛就有幾分。多年前朱鉻基總理就說過湖南要打好兩張牌，一張是張家界，一張是袁隆平。足可見張家界這一品牌是何等了得！可是，一些同志由于對張家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缺乏必要的了解，錯誤地以為“張家界牌”就是山上那些個巖頭；這樣，“知”得不夠直接影響到“愛”的力度和深度，影響到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尊，影響到文化認同和文化歸屬感的形成，進而影響到正在致力推進的世界旅游精品建設和全面小康建設，因此，這一工作顯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一）四個誤區(qū)，導致一些同志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之不同程度的缺失。
　　
    無論是在外埠人士眼里，還是在我們張家界人心目中，相當一部分人對張家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糊涂認識，概括起來表現為四大誤區(qū)：之一是認為張家界沒有歷史；之二是認為張家界沒有文化；之三是認為張家界的土家族不像少數民族；之四是認為張家界屬于湘西或大湘西的文化，以及片面認為歷史上慈利跟常德是一家、永定桑植跟湘西州是一家，而不知道本市兩區(qū)兩縣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原本一直就是一家，等等。這四大糊涂認識導致的負面影響和危害性，已經到了非反省、反思不可的地步。即以“張家界”三個字不時被“湘西”兩個字取代或者覆蓋的現象為例：
　　
    2009年2月，市政協主席會議聽取城市《總規(guī)》修編工作匯報并進行協商。我在發(fā)言時，就建議把某頁某行“發(fā)掘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特色”、“湘西民居風格”中的“湘西”二字換成“湘西北”或“張家界”，并建議加上一個白族。理由很簡單，地處湘西北的張家界本身就有土家族、白族和苗族，而且土家族占了全市總人口的將近70%；永定區(qū)王家坪、沅古坪一帶的民居，放眼皆是成片成片土家吊腳樓，漂亮得很！明明這些都是張家界本土的東西，為什么卻要貼上別人的標簽呢？就好比明明是自己生的孩子，為什么卻要讓孩子跟人家姓呢？2008年，張家界一中一個12歲的小女孩出了書，學校請我去參加首發(fā)式，黑板上寫的是“湘西少女作家”，我一看就怪不舒服，請我講話的時候我就說，明明是張家界一中的學生，是地地道道的張家界人，張家界的牌子響當當啊，它哪點虧我們了？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寫上“張家界少女作家”呢？還有，武陵源一臺演藝節(jié)目不叫“魅力張家界”，而是叫“魅力湘西”；另一臺節(jié)目不叫“走進張家界”，而是叫“走進湘西”。這使我想起云南的麗江和香格里拉：迪慶的州名都改成香格里拉好些年了，麗江一直還有人在爭他們是正宗的香格里拉。麗江人不傻，他們爭歸爭，那臺當家節(jié)目還是毫不含糊叫《麗水金沙》。設想一下，如果麗江的那臺節(jié)目不叫《麗水金沙》而叫《香格里拉》，你說是為他麗江做宣傳，還是義務為人家香格里拉做宣傳？當然，我們這里不存在爭“湘西”的問題，
但在張家界的地盤上天天晚上推介湘西的“魅力”，除了給湘西義務做宣傳，還會給游客造成誤導：或者以為這里歸湘西管，張家界是湘西的一部分；或者誤以為張家界缺乏魅力、“打鬼”只好借助鐘馗。湘西建州50周年時出過一本《魅力湘西》的書，那才叫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張家界地盤上打“魅力湘西”的牌子，總覺得缺乏應有的文化自覺。還有，去年搞20周年市慶活動，花一筆錢請湘西歌舞團出一臺節(jié)目，人家撰寫的串臺詞里頭，粗略數一下出現了幾十處“湘西”！要不是當時主管此事的市領導委托從旅游局退休的一位文化人把關，要不是這位文化人幾番義正詞嚴交涉，把它矯正了過來，真還不知道演出方喧賓奪主，會鬧出些什么笑話來！這個月上旬的張家界日報，記者報道幾位民間藝人應邀赴歐洲演出，也是報道“幾位張家界藝人帶去湘西民間藝術”。文化景點“老院子”的促銷廣告也是一口一個“湘西老院子”。幾年前一位張家界人編的畫冊，內容是張家界風光和風凰風光，畫冊也是取名《魅力湘西》，如此等等。這類事情多了，發(fā)覺我們張家界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扮演一種“拉邊套”的尷尬角色。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五個方面：一是地理上，這里屬湖南西部；二是我市部分區(qū)縣，歷史上曾歸湘西州管轄過30多年；三是很多人通過大作家沈從文的作品認識湘西向往湘西，鳳凰幾乎成了文化人朝圣的地方；四是對張家界本土的文化缺乏了解，心里虛虛的，只好虛張聲勢打人家的牌子，就好比懷疑自己沒有生育能力，只好打主意抱養(yǎng)人家的孩子；五是缺乏維護和保護張家界品牌的自覺意識。由于湘西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還明明是一個州的行政區(qū)劃，與湘南、湘中、湘北、洞庭湖地區(qū)之類的表述就不是一回事兒，因此使用“湘西”、“湘西地區(qū)”這一類詞匯，尤其應該持慎重態(tài)度。
　　
    韓國的做法很值得我們留意。誰都知道韓國受漢文化的濡染極深，他們的首都在改名“首爾”之前一直叫“漢城”；他們的國旗徽記是我們的太極圖陰陽魚；一部《大長今》，其中諸多傳統(tǒng)文化本來就是從我們中國傳過去的，反過來變成“韓流’’往中國傾銷賺錢。為了強化國民的文化自立與自覺，他們已把漢城改成了“首爾”，把從中國傳過去的端午龍舟節(jié)，搶先注冊申報變成了他們的世界文化遺產。對比韓國，他們把明明是中國的給弄成是他們韓國的，而我們把明明是張家界的偏要拱手相送給人家湘西！這一現象難道還不足夠引起我們反省和反思么？誰也不是先知先覺。說來臉紅，本人也曾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過大型文學劇本《湘西九歌》。關鍵是發(fā)現事情不對頭了，有問題了，得及時調整過來，否則一旦弄成集體無意識的文化缺失，麻煩就大了。
　　
    （二）關于張家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兼以澄清四個誤區(qū)所代表的糊涂認識。
　　
    1．張家界的歷史古老悠久——澄清“張家界沒有歷史”的糊涂認識。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永定城區(qū)先后發(fā)掘出戰(zhàn)國兩漢墓達727座，出土文物1600余件，已知有國家一級文物50余件。其中在今欣業(yè)家園地段發(fā)掘出來的幾座楚墓，封土規(guī)模龐大，文物專家認為其規(guī)格甚高。澧水大橋北端的“古人堤”，出土過新石器，有戰(zhàn)國、兩漢等多種文化層。早在楚國時這里就建造過城池，漢、晉、隋、唐時都在這里設過縣治、郡治、州治等。這里出土的九九乘法表，除了新疆的樓蘭和近鄰的龍山里耶，迄今還沒在其他地方發(fā)現過。
　　
    20世紀80年代，本境考古發(fā)掘取得諸多關鍵性的重大突破。僅慈利一縣，1986年這一年就先后發(fā)掘出舊石器遺址1處，新石器遺址2處，商周遺址5處。桑植朱家臺有一處極似瓦窯的商代遺跡，一旦確認，則是全國第一商窯，因為迄今為止全國還沒有發(fā)現商代瓦窯。凡此種種，說明早在5萬～20萬年以前的遠古時期，以及夏、商、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本境先民們已在這方天宇下篳路藍縷，開鑿鴻蒙了。
　　
    緊挨我們中心城區(qū)的兩座山，一座崇山，一座天門山，歷史古老得不得了。先說崇山。史學家考證，很長時間里崇山是武陵地區(qū)苗蠻文化的中心。4200多年前舜帝將罐兜放逐到崇山。西漢置充縣、隋置崇州和崇義縣，取名都是因為崇山的緣故。崇山人至今還保留不吃黃鱔的習俗，傳說跟罐兜有關。
　　
    再說與崇山比肩相挨的天門山。前不久我查閱史料時得知，天門山有3000多年前古代濮人留下的懸棺葬，據考證僅僅比武夷山的懸棺年代稍遲一點點。此外，相傳神農雨師赤松子在這里煉過丹；戰(zhàn)國時期大謀略家鬼谷子在這里學過易；西漢時張良在這里留有足跡；東漢時伏波將軍馬援在這里屯過兵；三國時因天門洞開而設置天門郡；南北朝時候本境設北衡州，州治在今永定城區(qū)，就是因為當時北周轄地管不到南岳衡山，為祭祀五岳的需要，北周皇帝就封天門山為南岳，故得名北衡州；唐時這里建立了寺廟，寺廟遺址出土的唐代七星銅劍是國家一級文物；元代時這里建立了“天門書院”；明末清初李自成部將野拂在此擔任住持。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這樣一些人物出沒在這里，可想而知這塊土地的歷史有多古老。
　　
    再說建城的歷史。建于東周時期的白公城遺址，在今慈利縣城，現在還有護城河的遺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本境屬黔中郡慈姑縣，縣府在今慈利縣城的太平村，距今已有2230年歷史。西漢五年（公元前202年）設零陽縣治于慈利，設充縣縣治于現在的永定城區(qū)，距今已有2211年歷史。公元264年設天門郡，郡府在今永定城區(qū)，因而建郡州的歷史也有1745年了。此后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這里或為州府，或為縣府，或同為州府和縣府；公元1371年起，這里是軍事重鎮(zhèn)永定衛(wèi)城所在地，明永樂四年（1406年）建造的普光寺，比起北京故宮要早七年時間，寺名由永樂皇帝所賜。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足夠的底氣這么說：從遠古走來的張家界，是一塊神奇又古老的土地，是一座年輕又古老的城市。
　　
    2．張家界的土家族既正宗又獨具特色——澄清“張家界的土家族不像少數民族”的糊涂認識。
　　
    認定一個民族，是十分嚴肅、慎重的大事。中國的土家族之所以在1957年得到國家認定，是因為它確實具有一個民族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區(qū)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在張家界眾多出土文物中，有幾樣非同尋常的東西，它們從不同角度印證：土家族是本境歷史最為悠久的世居民族。
　　
    一是新石器時期陶器上的蠶紋飾、商代陶器上的水波紋飾和漢代陶豆上的藤蔓組合紋飾，分別出土于桑植朱家臺，反映了土著先民生產生活的痕跡，成為考證土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據；二是虎鈕罅于，早在宋代時候楓香崗的赧王墓即有出土；不同年代在市境兩區(qū)兩縣皆有出土。比如20世紀80年代出土于永定興隆鄉(xiāng)的一尊虎鈕罅于，屬國家一級文物，這種古代軍樂器是土家族地區(qū)特有的標識；三是出土于慈利縣城的銅印章，陰刻有“沅夷蠻長”四字，是研究市域少數民族的重要文物資料；四是漢代銅跪俑，20世紀末出土于吉大張家界校區(qū)，屬國家一級文物，通過對其衣飾的考證，推斷出是典型的土人；五是八幅羅裙，20世紀末出土于紫舞西路，作為土家族女子的標志性服飾，是目前國內唯一一件明代原物。
　　
    張家界地理環(huán)境的最大特點，是地處云貴高原向洞庭湖平原過渡的交接部，地處漢族和土家族的接合部。一方面它位于武陵山區(qū)腹地，屬于武陵山區(qū)土著文化圈；另一方面，穿境而過的澧水連接起了它與荊楚、湖湘、中原等外來文化的交匯與碰撞。土家族在長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外族人員不斷‘‘加盟”這一歷史事實。也正是這一原因，使得土家族在多元文化交流中，一方面以海納百川的精神不斷吸收各種文化因子，一方面不失根本，仍然葆有本民族的一些本質特征、基本要素和文化印記。如土家族獨有的宗教——“土老司”；獨有的傳統(tǒng)節(jié)日——過“趕年”、六月六：獨有的歌舞藝術——梯瑪神歌、茅古斯、擺手舞；獨有的古代軍樂器一虎鈕惇于；獨有的打擊樂——打鎦子；獨有的吹奏樂器——咚咚喹；獨有的織錦工藝——西蘭卡普；獨有的本民族語言：獨特的婚喪習俗哭嫁、繞棺跳喪；獨特的建筑藝術——吊腳樓、轉角樓，等等。而這些最能展現土家族特征特色的東西，除了土家語、土家族服飾、梯瑪神歌、擺手舞、哭嫁只在少數邊遠鄉(xiāng)村保留，其他則一直延續(xù)在土家族人的現實生活當中。尤其是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一直延續(xù)在土家族人的血液當中。
　　
    3．張家界的文化自成一格——澄清“張家界沒有文化”的糊涂認識（上）
　　
    以我對本土文化的大致梳理，竊以為至少有五大類型很具特色。
　　
    (1)“三墓三子”。  “三墓”指葬于永定城郊崇山的罐兜墓、永定城郊大庸坪的赧王墓、武陵源景區(qū)水繞四門處的張良墓；“三子”指赤松子、鬼谷子、屈子。上古時候這六位名人，給張家界的文化帶來了深遠影響。
　　
    罐兜墓在崇山。前面已經說到，罐兜是4200多年前堯舜時候的大臣，被舜帝放逐到這里，死后就葬在這里。隋朝時建有罐兜廟。這位罐兜老大人可以算是開本境逐臣文化先河的人物。
　　
    周赧王是公元前314年即位的東周最后一位君王，主流說法是死后遷葬庸人聚居的大庸坪。至今當地人仍稱赧王墓為“赧王山”。赧王墓與崇山的罐兜墓剛好遙遙相對。方志載有唐代大詩人王維留下的詩句：“卻憐孤墓近罐兜”。
　　
    張良是西漢開國元勛?！妒酚?gt;載，張良“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清道光《永定縣志》載：“張良，相傳從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巖山。”青巖山即今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一帶，其間有松子崗、黃石寨，相傳赤松子、黃石公在此隱居得名。當地老人中尚有背得張良詩作的。張良可以算是開本境隱逸文化先河的人物。
　　
    赤松子是神農時候的雨師，相傳在今天門山辟谷養(yǎng)生，修煉長生不老之道，今存丹灶峰、赤松山、赤松坪、赤松村、赤松橋、赤松亭等遺跡。明萬歷《慈利縣志》載：“赤松山……昔赤松子嘗辟谷于此，上下數十里，號赤松村。里人祀其神，日赤松大王。”因此赤松子是本境養(yǎng)生文化的鼻祖。
　　
    鬼谷子是春秋戰(zhàn)國人，是創(chuàng)立縱橫捭闔之術的大謀略家，天門山西北部懸崖上有鬼谷洞，清道光《永定縣志》載：“相傳鬼谷子居此學易，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今有探險者于洞中發(fā)現石桌、石凳、石床、石灶，并拍下酷似鬼谷子面壁修煉的顯影圖像。因此鬼谷子是本境有名有姓的神秘文化始祖。
　　
    屈子即屈原，這位中國詩歌之父、世界文化名人，在《九歌》中贊美“澧蘭”，在《離騷》中吟詠“茹蕙”，“茹”即茹水，澧水上游的一條支流，酈道元的《水經注》里頭就寫過“茹水注澧”的話。吟詠蘭心蕙質之“澧蘭”、“茹蕙”的屈原，無疑是最早給市域留下文人文學的人了。
　　
    (2)八百年土司文化和四百年衛(wèi)所文化。我在陪客人上山的時候，說我們這地方曾經有過將近八百年歷史的土司時期，客人無不一臉的驚詫。因為一講土司，就想到西藏啊、云南啊那些邊遠地區(qū)，很神秘很遙遠的感覺。其實，地處中華腹地的武陵山區(qū)，山高水惡路險，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鞭長莫及，所以自然而然成了土司地區(qū)。始于唐宋羈縻州縣制度而成熟于元明清的土司制度，通俗地說，就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民族自治”。本境先后計有柿溪（后一分為三：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桑植、麻寮、靖安、山羊、茅岡、慈利、八番順元等大大小小土司轄地。宋開寶四年（971年）被授予柿溪宣撫使的土官向克武，是本境最早的土司王。土司興衰八百年，經歷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其中非常光輝的一頁，就是本境各土司一次次奉命率土兵或協助平定國內叛亂，或出國征討，或赴東南沿?？官粒瑸榫S護國家統(tǒng)一和社會安定而屢立戰(zhàn)功。
　　
    600多年前，明王朝在全國推行以衛(wèi)所為主體的軍事制度。本境設有永定、九溪二衛(wèi)。衛(wèi)相當于現在的軍分區(qū)，千戶所相當于現在的縣級武裝部，永定衛(wèi)領有六個干戶所，九溪衛(wèi)領有九個干戶所，兩個衛(wèi)的駐軍合計10500人。本境兩區(qū)兩縣其時都屬慈利縣管轄，一個縣設置兩個衛(wèi)，當時這在全國是十分罕見的情形。以派遣大量官兵來此軍屯為標志的衛(wèi)所制度，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雍正三年（1725年），在這塊土地上延續(xù)了將近400年，為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民族融合，發(fā)展當地經濟（開墾農田，興建城鎮(zhèn)等），產生了積極作用，給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口格局和生活習俗帶來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3)以土家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文化。截至2008年底，張家界市共有土家族、白族和苗族等18個少數民族，土家族占全市總人口的63. 36%，是本市主體民族，也是世居民族。土家族聚居的張家界，古往今來是各種文化的交匯之地。濮潦文化的遺承，庸文化、巴文化、烏蠻文化的融會，楚文化的滲透，漢文化的濡染，構成了土家族文化的多元激蕩，在民族融合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音樂家譚盾，對我市土家族民間藝術情有獨鐘，憑著其國際眼光，數度邀請我市民間藝人出國演出，表演的就是打鎦子、吹木葉、咚咚喹、儺戲、民歌這些“土特產”。一次次驗證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真理。
　　
    我市民族文化積淀十分深厚。以原生態(tài)的桑植民歌和王家坪土家吊腳樓風情帶為例：桑植民歌能列入中國首批非物質遺產名錄，不是偶然的。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桑植民歌手就數次代表湖南參加全國民族民間文藝會演、全國職工文藝會演，并灌制了多首桑植民歌唱片；十年動亂一結束，1978年湖南首次舉辦全省民間歌謠現場會，地點就選在桑植；前幾年又獲“全國民歌之鄉(xiāng)”稱號；湖南上百個縣，桑植是全省公認的民歌“大哥大”。2002年，湘籍歌唱家宋祖英在音樂之都維也納舉辦個人演唱會時，演唱了我們的《馬桑樹兒搭燈臺》，很使我們張家界人為之自豪。還有多首聞名全國的歌曲，都是受桑植民歌啟發(fā)影響，在吸納桑植民歌元素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成功的。比如電影《怒潮》中的插曲《送別》，就是受《四季花兒開》的影響；《挑擔茶葉上北京>就是受《桑木扁擔軟溜溜》的影響；《洞庭魚米鄉(xiāng)》就是受《白鶴起翅腿腿兒長》的影響；歌劇《洪湖赤衛(wèi)隊》中演唱的三棒鼓，就是受我們這里三棒鼓曲調的影響。
　　
    至于王家坪土家吊腳樓風情帶，則是我們張家界市不可多得和不可再生的原生態(tài)民族風情資源地。那一帶山水本來就很美，畫山繡水之間偏偏還有大片大片新老吊腳樓，以及十分豐厚的民族民間文化。除了建筑文化有特色，農耕文化、飲食文化、織繡文化、喪葬文化、巫儺文化、歌詠文化都很有底蘊。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初，這一帶出了個劉三姐式的民間歌手叫張?zhí)颐茫彩撬_歌場的地方居然都開起了墟場；村民們把扯好的秧苗丟到水田里只等插了，可為了聽她唱歌，秧丟在田里一兩天沒人管，看看影響有多大！我第一次去王家坪一戶農民家，主人正在秧田里插田，起身就用唱歌來表示歡迎；吃完飯告別時，他又用歌聲為我們送行。我在王家坪觀看過當地群眾表演“薅草鑼鼓”、演唱太平歌，見識了民間女歌手龔桂妹與一群男歌手賽歌較勁的場景。所以，我們如果把中心城區(qū)的城市旅游之“核”打造好了，同時又把桑植民歌和王家坪土家吊腳樓民居風情帶這樣的原生態(tài)文化品牌保護和開發(fā)好了，那么山上有自然風光看，城里提供休閑娛樂，鄉(xiāng)下有民俗風情，我們的品種就齊全了。游客也就不必舍近求遠，非要跑到人家那里去看古城、看少數民族村寨了。
　　
    (4)以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紅色割據為代表的紅色文化。我市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大本營、湘鄂川黔邊區(qū)省府所在地，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二方面軍（前身為紅二、六軍團）的策源地，是紅二、六軍團的長征出發(fā)地。以賀龍、任弼時、肖克、王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在這里創(chuàng)造了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yè)績與傳奇，是一座紅色文化的富礦。光賀龍一個人，就有多少故事和傳奇??！紅二方面軍題材多得不得了，夠你去挖掘夠你去開發(fā)。比如我創(chuàng)作的《賀龍家族七十二寡婦》，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紅色風暴與白色恐怖交織的年代里，洪家關人民在那段血與火的歲月中所做的巨大貢獻，和付出的巨大代價。
　　
    (5)以砂巖峰林地貌為突出標志的生態(tài)文化。以張家界砂巖峰林地貌為突出標志的地質奇跡，以及天門山、天門洞、黃龍洞、寶峰湖、茅巖河大峽谷等的地質價值和美學價值，通過列為中國第一批世界自然遺產和中國第一批世界地質公園，獲得了權威認定。其中，張家界砂巖大峰林、天門洞和“恐龍之父”芙蓉龍化石，是張家界貢獻給人類的三處堪稱孤本的地球紀念物。“亞熱帶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八大公山，1986年由國務院確定為我國第一批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1993年聯合國將其列入“人與生物圈”首批成員，以及中國17個具有全球意義的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qū)之一，世界自然基金會則將其列為全球200個重要生態(tài)區(qū)之一。我市3個國家森林公園中，有一個是我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我市擁有我國面積最大的天然珙桐群落，我國最大的天然武陵松群落，我國目前數量最多的黑熊群落，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大鯢自然保護區(qū)，世界上最大的“珙桐王”和“杜仲王”，我國最大的黃柏基地和杜仲基地。我市森林覆蓋率連續(xù)20年居全省之首，空氣質量居全省6個重點環(huán)保城市之首。加上江埡平湖等多處湖泊，九天洞等多處溶洞，澧水、溇水等多處漂流，江埡、萬福等多處溫泉，一并彰顯出我市至為豐富的地質文化和山水生態(tài)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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